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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提示?|?这8种情况最易泄露个人隐私,很多家长中过招
  • 来源: 南方日报网络版     时间: 2019-08-21 08:29: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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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标题:琼华民房建在农田 强拆过程未有城管殴打群众

    #法晚深度即时# (稿件统筹朱顺忠记者 张恩杰报道)日前,海南省海口市秀英区市政市容委主任、“海口4.30”拆违指挥部新闻发言人戴洪泽,就4月30日发生在长流镇琼华村强制拆除违章建筑现场,有被拆户暴力抗法及联防队员殴打群众的违法事件向媒体公开通报:近几年该村村民修建的住宅楼所占用地为村庄规划红线之外的农田林地,属于违章建筑,按照相关法规必须拆除。强拆过程中,有被拆户向城管执法人员投掷石块,扔汽油瓶,但未有城管人员殴打群众的行为发生。

    谈违建:红线之外农田上违建 宗地图未加盖国土公章无效

    据戴洪泽介绍,2013年通过国土部门航拍的地图发现与证实:琼华村村民于2010年——2012年间,先后在村庄规划红线之外的农田林地上修建房屋,这严重违背了《土地法》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等法规。“按照规定,村庄二道红线之内属于建设用地范围,村民可以根据村委会分配的宅基地修建生活房屋;但是红线之外的农田林地必须保持其原有用途,任何人不得以任何方式逾越这条红线,进行破坏与践踏。”

    法晚记者(微信公号ID:fzwb_52165216)获悉,戴洪泽称,这条红线也成为确定琼华村民所建房屋为违章建筑的依据和标准。特别是在政府修建长通路时,琼华村民在红线之外抢建了一批违章建筑,被城管部门强制拆除后;修快速干道时,又有一批违章建筑要建起来时,被城管制止;类似违建行为,2013年城管部门拆除35宗,1.8万平方米;2014年通过排查发现,又有新的违章项目在开发加建,城管部门及时介入,完善法律程序,确定违建91宗,给予打击处置;今年城管部门又发现该村有抢建违章建筑行为,于是再一次完善法律程序,确定违建项目104宗,大约占地48亩。以上行为,执法部门都严格依法办事,在向被拆户送达通知书,详细解释政策法规,让其自行拆除违章建筑;对于不听劝阻,拒签通知书、一意孤行的违建户,才不得不强制拆违。

    对于琼华村民所提供的宗地图,以此证明作为宅基地的证明这一情况,戴洪泽则明确表示,宗地图是国土部门对于土地的前期测量及卫星航拍,并加盖公章来确保宗地图真实合法有效;但琼华村民提供的宗地图却没有国土部门的公章,况且宗地图也只是表明测量的过程,不代表最终土地拥有权结果,不能证明村民对于土地的合法取得。

    戴洪泽强调有合法的宅基地确权证,或者有合法的土地取得来源证明才有资格报建,像琼华村的这些违章建筑都在村庄规划之外,占用了农田林地,根本不具备依法报建的基本条件。

    另就村民反映的村委会将土地卖给在海口打工的外地人,在此建房居住生活的情况,戴洪泽表示相关部门正在进一步调查核实,届时将向社会通报调查结果。

    论拆违:受伤群众被积极救治 城管人员未参与殴打

    对于网传的4月30日的琼华村强制拆违现场,有身着制服的城管执法人员参与到殴打群众的队列当中,戴洪泽回应称:强制拆除前,是联防队员拉得警戒线,并维护现场秩序;强拆过程中,有被拆户向城管执法人员投掷石块,扔汽油瓶及燃放烟花等爆炸物,但未有证据显示有城管人员殴打群众的行为发生。

    对于被联防队员在巡查过程中被殴打致伤的群众,戴洪泽称,事发后,拆违指挥部立即成立一个工作组,协调医院最好的医技力量,对伤者展开最全面的救治,目前他们的伤情都在康复之中。

    法晚记者(微信公号ID:fzwb_52165216)获悉,戴洪泽强调,被打伤的群众中有一位13岁的小男孩,目前他也在医院积极接受治疗,并有分管教育的副区长亲自慰问,安排学校为他做好补课准备。

    戴洪泽称,事发第三天,全区范围内所有执法性质的单位全面进行执法行为集中大整顿活动,为期一个月时间,举一反三,认真反思。

    “通过这个事件,我们如何在纪律及行动方案上如何来规范;个人素质及法律业务上如何来增强等等,这些都需要深思。特别是加强教育执法队伍在今后的执法过程中,工作如何做得更为细致,严禁再次出现殴打群众,损害政府形象的行为发生。”戴洪泽强调。

    就村民关心的“是否继续拆违及拆除后有无补偿问题”,戴洪泽回应称,区政府已暂缓拆除决定,派工作组进村入户核实登记,根据实际情况再做决定;

    戴洪泽最后表示:“拆违和拆迁是两个概念,不能混淆一滩,更不能将拆违当做拆迁来处理。拆除违章建筑后的土地将恢复原状,继续做农田林地用途。

    超音速客机研制历程:美国竞争中输给欧洲

    原标题:贪官:“冰冷的手铐有我的一半,也有我妻子的一半”

    近日,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忏悔与剖析”栏目刊发“重庆市城口县人大原党组书记、主任于少东案件警示录”,揭开了于少东“家庭式腐败”的隐情,同时也点明:反腐倡廉,不仅需要制度建设、权力约束,还需要领导干部“正家风”。

    一个县处级干部是如何登上中纪委的负面教育榜单的?他与中国成千上万兢兢业业工作的县处级干部到底有何不同?法治小编来为你揭示。

    折服在儿子“梦想”之下

    又一个坑爹故事!

    1959年,于少东出生在一个教师家庭,兄妹五人,排行老三。在幼年时期,曾饱尝食不果腹之苦,他至今仍然记得在庄稼地捡拾粮食和用野菜杂粮充饥的情形。1978年全国恢复高考后,于少东以优异的成绩考取了四川医学院。大学毕业后,于少东放弃在成都的工作机会,主动要求回到偏远的城口县工作。

    在上世纪80年代,作为全县为数不多的全日制大学生,于少东是知识分子群体中的代表。很快,他就顺利地入了党,还被破格提拔为县人民医院院长。踏上仕途之后,于少东也干得顺风顺水、志得意满。他用20年的时间从医院院长做到卫生局局长、县政府副县长,再到县委常委、常务副县长和县人大常委会主任,几乎是每隔4年左右就获得一次提拔。

    于少东因受贿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2年。法院认定于少东的犯罪事实包括,利用职务便利,为请托人谋取利益,非法收受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279余万元;在五星级酒店大操大办儿子婚宴,收受党政机关人员和企业老板礼金共计58万余元;利用职权和职务上的影响插手、干预建设工程,帮助其子承揽多个工程项目,构成为亲友经营活动谋利。

    从这些犯罪事实中不难发现,于少东儿子的身影频现。

    “数十辆豪车组成的迎亲队伍,五星级酒店的100多桌盛宴,华丽梦幻的婚礼现场,动用大型摇臂设备和数台摄像机多角度实时拍摄,高达40万元的婚礼花费……”

    连见过不少世面的酒店服务生都为之惊叹:好大的排场!

    在大排场背后,是大肆收受礼金:在婚礼现场的签到台,主办方准备了空红包,送礼者领取空红包装入礼金,在红包上写上名字,交给接待人员。这场多达千人参加的婚礼,于少东收受礼金200多万元,其中,收受党政机关人员和企业老板礼金共计58万余元。

    于少东很清楚大操大办婚丧喜庆事宜、借机敛财是违纪行为。起初,他不主张儿子操办婚礼,想让两个年轻人旅行结婚。

    遗憾的是,于少东没能坚守住自己的想法。他的儿子曾在多个场合向他施压:“老爸,如果不办一场像样的婚礼,我会后悔一辈子的……我只是不想留下遗憾。”再加上妻子、亲家母和其他亲友在一旁怂恿,扛不住家人的反对以及周围亲朋的劝说,带着“一些人办了不也没事”的侥幸心理,于少东本就不坚定的态度随之发生了转变,在召集亲朋好友精心筹划一番后,一场奢华的婚礼就这样徐徐拉开帷幕。

    然而,于少东儿子的“奢华梦想”何止于一场婚礼——听到别人谈起工程项目中的巨额利润,他不禁想起了父亲手中的权力。

    在儿子的一次次“请求”中,于少东关照县发改委、国土房管局以及部分乡镇的相关负责人予以帮助,工程项目纷至沓来:某村安全饮水工程、道路硬化工程、土地开发项目、土地复垦工程……

    儿子的“奢华梦想”让于少东在贪欲的泥潭中越陷越深。

    “贤内助”嚣张跋扈敛财

    管好另一半很重要!

    从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的通报看,在于少东的“家庭式腐败”中,还有一个重要角色,就是他的妻子。

    “我和妻子李某从小一条街长大,她孝心好,对我关心体贴,几十年来主动放弃了自己的事业,一门心思为我做出牺牲,我是十分感激她的。由于她性格好强,为维系和谐的家庭氛围,我处处让着她,把家里的一切经济活动都交由她安排管理,久而久之,她也表现出了贪恋钱财的偏好。在与他人开设茶馆敛财的同时,还向他人放贷收取利息。在我交与她我收取的不义之财时,不但没有劝阻,还纳入了家庭资产统一使用。在我儿子做工程方面她也积极支持还帮着做事。在儿子婚事操办问题上,她也坚持举办婚礼收敛礼金。现在回过头来看,我家庭的状况,也为我走向违法犯罪起到了推波助势的作用。”

    这是于少东忏悔书中的一段话。实际上,于少东妻子的所作所为,远不是忏悔书中这几句话所能概括。

    在城口县,于少东的妻子李某是响当当的“大姐大”。她不仅抽烟、喝酒、打牌样样在行,而且脾气暴躁,敢说敢做。在一次机关干部运动会上,因为对裁判的判罚不满,她就“身先士卒”率领本单位职工与对方发生激烈冲突。

    李某曾担任城口县矿产品规费征收所所长一职,主要负责矿产品准运证办理和企业规费减免等事项,能直接扼住各采矿企业生存之咽喉。为了获得这些利益,当地的企业老板纷纷趋之若鹜。

    个体老板谭某为了减免吨位差所形成的规费欠账,也就是其实际开采运输的矿产品数量超出准运证所核定的吨位须补交的费用,在李某家中送给她10万元。随后,谭某的规费欠账得到免除。

    还有一次,某冶炼厂总经理师某为了解决吨位差问题,以及在欠规费时仍能办理准运证,在李某办公室送给她20万元。之后,该冶炼厂的规费欠账得到免除,并顺利办理了新的矿产品准运证。

    李某不仅自己“擅长”权钱交易,还不忘做好于少东的“贤内助”。一位锰矿老板为表示感谢,有意送给于少东一套重庆主城的房子。李某得知后,全程一同看房、选房并完成办理购房手续。之后,她又“亲自”收取对方12万元的房屋装修费,加上购房费用总计68万余元。

    李某一味地为攫取金钱铤而走险,不仅让自己落个身败名裂,还葬送了丈夫的前程和整个家庭的幸福。

    亲情不能逾越党纪国法

    这样的教训还少吗?

    回过头看看,在近年来落马的官员中,沾上“家风不正”这个原因的不在少数。

    山东省菏泽市委原常委、统战部原部长刘贞坚把卖官当作生意来经营,夫妻二人开起了“卖官夫妻店”。

    刘贞坚曾在巨野县任县委书记。在曾经的巨野官场,甚至流传着“想办事、找大嫂”的说法,这个“大嫂”指的就是刘贞坚的妻子江某。她与刘贞坚共谋共贪,成了一个不折不扣的“贪内助”。

    法院认定,刘贞坚夫妇5年受贿116次,总额858万余元,其中收受41名下属买官贿赂739万余元,占其受贿总数的86%。

    越来越多的案例显示,很多官员走上腐败道路都离不开“枕边人吹的耳旁邪风”。她们或出演“经纪人”,为丈夫权力代言,明目张胆与人谈判开价;或充当“批发商”,倒腾公共资源,进行权力寻租;或热衷“二人转”,丈夫前台倡廉,妻子后台受贿。

    北京首都公路发展有限公司党委原书记兼董事长毕玉玺的妻子王学英就是这样的类型。据毕玉玺身边的知情人称,王学英是个出了名的“搂钱耙子”,她曾“劝说”丈夫毕玉玺捞钱,“老毕,你现在岁数也不小了,再干几年就要下来了,也该想想退路了,靠你那点工资,能干什么?你手里的工程又不是你自己的,让给谁干不是一样呢”。在她的劝说下,毕家逐步形成了“丈夫在前面发迹,老婆在后面发财”的“格局”。

    陕西省渭南市住建局建筑管理科原科长侯福才和妻子曹艳芳这对“夫妻腐败档”,也将掘财之道演绎得颇为默契。

    “挣的钱比丈夫多,婚姻便多一份保障。”这是曹艳芳的经典语录。侯福才贪污2000万元,曹艳芳却利用丈夫的职权贪污3000万元。曹艳芳认为,只要挣的钱比丈夫多,就不怕在家里说话没有分量。

    2003年以后,曹艳芳利用丈夫侯福才的影响力,在未注册公司也无监理资质的情况下,冒用4家公司名义签订监理合同124份,涉案金额3062.857万元。

    不少人认为,侯福才之所以被抓被查,与妻子太过张扬有莫大关系。据说,曹艳芳每次到工地接活总是气势凌人:“我丈夫是渭南市建设局建管科科长侯福才,他和市委×××、市政府×××是同学,一般来讲渭南市大小活我们都要干……”

    张扬的后果是严重的。2014年1月17日,咸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被告人侯福才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在此之前,曹艳芳因犯合同诈骗罪、串通投标罪,数罪并罚被判有期徒刑17年,并处罚金1500万元。

    家庭不仅是拒腐防变的一道重要防线,更是预防和抵制腐败的重要阵地。“冰冷的手铐有我的一半,也有我妻子的一半”,早些年山东省供销社原主任矫智仁受审时说的一句话,如今已成为许多落马贪官的经典感慨。

    苍蝇不叮无缝的蛋,官员把手中的权力视为自家谋取私利的工具,千方百计为己、为家、为亲人谋利益,最终的结局只能是“一人当官,全家发财;一人出事,全家坐牢”。

    对于这种“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家族式腐败,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这样分析:从近年来查处的腐败案件看,家风败坏往往是领导干部走向严重违纪违法的重要原因。不少领导干部不仅在前台大搞权钱交易,还纵容家属在幕后收钱敛财,子女等也利用父母影响经商谋利、大发不义之财。

    人人都有亲情,但决不能逾越党纪国法。过分溺爱子女、纵容家属,必将祸起萧墙。

    作为党员领导干部一定要做到个人感情与党纪国法分清,公权力运用与个人和家庭利益分清、职务行为与私人行为分清,不为亲情所困,不用亲情代替原则,更不能为了亲情损害党和人民的利益。必须对配偶、子女严格要求、严加管教。既要严于律己,又要从严治家;既要把好廉洁自律的“前门”,又要守好家庭防线的“后门”。如果领导干部不能慎用手中的权力,对家里人的胡来不加约束纠正,甚至打气撑腰,到头来的结果只有一个:人前“同气连枝”、狱中“同病相怜”。

    其实,不少落马官员贪腐的初衷,是为了让家人生活得更好。但当方向错误时,走得越快,反而离目标越远。一些官员不仅自己落马,妻子儿女也同样因触犯法律而受罚。权力成就一个人,也足以毁掉一家人,官场“家庭式腐败”现象,为做官者敲响警钟,为官员家属敲响警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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